首页  学院概况  师资队伍  本科教学  研究生培养  科研与学科学位  学生工作  博士后流动站  自考助学培训 
首页
 通知公告 
岁月年华
您的位置: 首页>岁月年华>正文
堂堂溪水出前村
2017-05-31 09:05 傅道彬 

   

  《文学评论》创刊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真正了解这本刊物是1978年上大学以后。1978年是中国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年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那一时期的中国理论界也从一段特别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东风初暖,冰雪消融,生机无限。“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宛如冲破千山万岭阻拦的溪水,终于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浩浩荡荡,奔腾入海。也是那一年被迫停刊十二年的《文学评论》终于复刊,课堂上老师们经常提起的一本刊物就是《文学评论》,正是通过以《文学评论》为代表各种报刊的积极理论探索,让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有了最初的学术研究兴趣和文学理论启蒙。早期订阅的有限的本刊物就有《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许多文章启人心智,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陪伴我度过了文学启蒙的岁月。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是从恢复常识起步的。当下的青年研究者们很难想象文学研究是从恢复常识开始的艰难起步,那些被颠倒了的理论常识需要我们重新扶正重新理清。记得《文学评论》复刊的第一期刊出的文章是《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强调了“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而毛泽东这封信的发表引发了关于“形象思维”与“比兴手法”的影响广泛的文学讨论。文学不同于哲学,是形象思维,区别于抽象思维;诗要用比兴,要有兴味,而不仅仅是一览无余的“直言之也”,这是简单的文学常识,却是我们那个时代文学理论研究起点。一位作家说过,文明犹如一件精美的瓷器,一旦打碎了,就要从重新掘土开始。理论也是如此,一旦理论被颠倒了,常识被曲解了,就要从重新掘土开始,从恢复常识开始。    

   

 而正是从恢复常识开始,理论界有了向纵深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气象。这一时期《文学评论》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关系的讨论,对于廓清“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想的影响,恢复文学人的主体地位起到了开拓作用。而在刊登在19804期上的袁行霈先生的《论意境》则是这一时期给我影响较深的一篇论文,在热烈的思想、政治、人性的讨论中,袁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意境的探讨格外醒目。尽管《论意境》侧重的是对古典文学意境的生成的研究,却有着强烈的现实寄托。袁先生在本文的最后提出了“创造新意境,需要艺术的勇气”,需要诗胆,他特别引用谢榛《四凕诗话》的话:“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敢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夺其刚。”叶燮论诗强调才、胆、识、力,而袁先生则认为与古人相比我们不缺少才、不缺少识、不缺少力,所缺少的“恐怕就是一个胆字。”意境问题看似一个古典美学概念,在从僵化空洞文艺模式中的艰难走出的过程中,却有了文学创作借鉴的当下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渐渐走出简单的社会批评模式,湖畔诗人、七月诗人、新月派、九叶诗人等艺术流派也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对人性与人的主体精神的研究是当时文艺理论的最为关切问题。对人性的关注首先源自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创作的思潮。这一时期发表的俞建章的《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19811期),对新时期文学在暴露、揭示、思考中,展现人美的追求和对理想人物的塑造的思想潮流进行了理论描述。而白烨《三十年人性论争的情况》,则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文学人性问题的讨论做了资料上的分析归纳。1982年初《文学评论》专门召开就“文学创作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展开讨论,会后发表的王蒙《“人性”断想》(19824期)、刘锡诚的《试谈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19824期)的论文,对前一时期对人性与人道主义唯一性的阐释,表现出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文学应该表现人性表现人情,但将整个文学仅仅理解为人道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那时候觉得《文学评论》是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刊物,是硕儒名家议论风生的思想平台。真正感到《文学评论》可亲可近,是大学同学王杰(发表论文时署名王进)在《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普通人形象》。这篇论文是王杰同学大学三年级时的一篇作业,而我们就读的四平师范学院又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地方本科院校,这也是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居然被当时《文学评论》编辑部看中,赫然发表在文学理论界最有影响的刊物上。同学们为王杰高兴,也切实感受到《文学评论》唯文是举、不问出处的良好学风。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期刊,还能像八十年代初的《文学评论》那样发表一个普通院校的本科生的作业?

   

 针对一个时期文坛上充斥的居高临下的“高大全”一类的英雄人物形象,王杰在论文中提出,社会的主体并不是英雄而是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这些生活长河中激流勇进的普通人形象,感情丰富,语不惊人,貌不出众,没有神圣的光环,缺少睥睨世俗、叱咤风云的气度,却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理应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角。这样的见解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初,文学理论界的思考,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高度。

   

《文学评论》发表王杰这样普通本科生的论文,也发表钱锺书有“文化昆仑”之称的一代大师的文章。至今仍然记得读到钱先生《诗可以怨》的论文的震动。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上,文章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所以更口语化,更能反映钱先生率真自由天才挥发的个性。钱先生的演讲旁征博引,幽默风趣,他以“他发明了雨伞”讽刺“无知使人胆大”,现在想起来仍然忍俊不禁。钱先生的文章以风趣开篇,论证的却是一个苦难的问题。他从尼采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都是‘痛苦使然’”开始,罗列种种理论,提出了“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者‘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与刚刚从灾难岁月走出来的文学理论的思想脉搏正相契合,于是成为抚慰伤口控诉苦难反思历史的“伤痕文学”的理论说明。2007年我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诗可以怨吗》的文章,虽然我想说明的是孔子的“诗可以怨”的理论是在春秋时代礼乐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与近代西方“愤怒出诗人”的现代意义上的发愤抒怨的文学理论有着本质差别,钱先生不过是在为伤痕文学提供理论说明时的因题作文,并不是探讨文本意义。我的看法与钱先生的观点不尽相同,但这不能否认钱先生这篇长文对我的深刻影响。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是有情感温度的。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并不是冷静的不动声色的理性活动,而是充满感动的充满力量的。感动天文学家的是满天的星斗,感动物理学家的是世界的神秘,感动历史学家的是人类的故事,你要想研究你就得感动。与其它学科相比,文学更需要感物而动缘情而发,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是如此。八十年代初的一些批评文字,并不来自理论家而是作家、诗人。丁玲、王蒙、刘绍棠、徐怀中、蒋子龙、冯骥才、公刘等一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作家,也常常在文学理论上发表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见解。钱锺书认为作家们的思想灵感强于某些学者的长篇大论,他说:“文人之颖悟胜于学士之穷研。”虽然他们的思想吉光片羽,灵光乍现,却因为源于创作实践而格外值得珍视。

   

丁玲的《我所希望于文艺批评的》(19801期),严格上说不是论文,而是杂感,虽然谈不上严密的逻辑构思,却兴之所至,有感而发,颇有启发意义。她说:“作家要读书,批评家也要读书;作家要深入生活,理解社会,熟悉人物;批评家也要有广阔的生活知识,掌握时代的脉搏。在和劳动人民的共同斗争中,作家要使自己具有劳动人民的品质,感情;批评家也应这样。只住在高楼大厦里,空谈阔论,指指点点,是不会被欢迎的。”不难看出丁玲的感慨中,是从作家的立场出发的,对批评家居高临下指指点点有某种抵触情绪,但这种直面现实的提醒,对警戒批评家的轻率任意的自负行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源自于作家的批评与理论家不同,他们更重视感觉更重视经验,而不是从既有的理论出发,不是学者式的诗云子曰、甲乙丙丁的资料罗列、旁征博引,却有作家的灵机异趣活泼清新。《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开设了“关于王蒙创作的讨论”专栏,而评论者就是刘绍棠、徐怀中、冯骥才等几位作家,而没有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与一般学者的资料宏富渊源有自的论证不同,作家的评论则是即兴的脱口而出的,表现出某种率性天然的特点。刘绍棠《我看王蒙的小说》中,一方面激赏王蒙的小说创作的艺术,佩服其创作达到的艺术高度,另一方面也能批评他某些作品“连篇累牍地使用翻译小说的语言和句式,每句长达几十字甚至一二百字,损伤了祖国语言的纯洁。”日常交往中,王蒙亦庄亦谐地告诉刘绍棠,“你写不了政治性太强的作品,这个题材应该我来写。你还是写你的运河、小船、月光、布谷鸟……田园牧歌。”而刘绍棠也意味深长地告诫王蒙:“大体说来,在写工人、农民、青年、学院知识分子和市民生活上,都另有强手,王蒙主要以写干部见长。”友人之间,襟怀坦白;你来我往,毫不遮掩。作家之间的批评不是宏论滔滔,高头讲章,而是天机忽来,片语只言,却一语中的,正中要害。想起“王蒙主要以写干部见长”的评论,仍然感到朋友间的坦诚相见、颇有余味。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是有世界目光的。所谓文学的世界目光,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打通”,打通古今之间中外之间的文学阻隔,形成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我们这代人大都是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对外面的世界缺少应有的常识性了解。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环境中,春风吹起,门窗敞开,使我们有了看清世界的机会。八十年代初《文学评论》发表的许多文章,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不断介绍西方先进的理论成果。对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新思想、新方法、新名词的大规模引进,常常因为其急切匆忙,一时间还来不及消化而有粗疏简单之讥,但我仍然认为那一时期的理论热还是为后来的学术深入开辟了道路,至今许多学者还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理论影响,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精神出处。

   

郑伯农《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的引进》(《文学评论》19813期)是较全面介绍“意识流”的文章,习惯了按部就班有头有尾从前至后叙事模式的读者们,对跳跃的潜意识的幻觉般的意识流描写一时间难以习惯,而这样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在现实主义手法之外的艺术笔法。最早了解到“接受美学”的概念,也是在《文学评论》(19836期)读到了张黎先生的《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过去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作家、作品层面上,而这样的理论让我们知道文学是作家、作品、读者的三维世界,读者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作品,读者的审美趣味也决定作家的艺术创造,也是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对象。“接受美学”现在已经是一个流行的词语了,而最初看到这样的理论还是有种“若受电然”的感觉。

   

 语言原本只是当作交流的工具、思想的载体,而当时程文超、王一川、季红真等的一批青年学者却将其纳入存在纳入人生纳入本体的思考。比较文学也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出现在八十年代文学理论里的。《文学评论》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比较文学的论文,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方法推波助澜,其功厥伟。比较文学也是文学比较,即将不同形态不同地域不同语言文学之间进行思想、审美、风格等多方面的比较。而正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催生了“世界文学”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的产生。

   

 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合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5年第5期)长篇论文,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空间概念,即将中国文学放置到“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进行理论与美学审视,力图描述“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不管作者是否完成了这样伟大的使命,但是这样气吞八荒的学术精神,并不是个别学者的自我期许,而是一个时代心雄万丈精神高蹈的集体气象。

   

   

   借《文学评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重新翻阅八十年代初的《文学评论》,仿佛又回到了与思想启蒙相伴的青春岁月,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学术发生了重大转向,文学研究的专门化、学者化倾向更加浓重,理论研究更为成熟稳重,但我们不能忘记文学理论的拓荒时代,不能忘记理论拓荒的艰难。    

(本文经作者同意转发)

关闭窗口
 
访问量人数:

松北校区:哈尔滨市利民经济开发区师大路1号 邮编:150025 电话:88060523 备案号:黑ICP备05006819号

众益彩票登录